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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五常凤凰财经峰会演讲实录

2020-05-16 01:55      点击:

  ”在京开幕。本届峰会主题为“改革新动力”,央行副行长易纲等一行三会领导,以及张五常、

  主持人邱震海:张先生我们知道道高望重,虽然长期在南方,在华南地区,在香港,当我们谈到经济发展的时候自然也离不开中国的改革,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趋势是离不开的,请教张教授一个问题,也许我是危言耸听,也许我警世危言,如果中国过去改革取得最大的成功我要一个因素,我很多地方都求教于各位,中国过去改革如此成功得罪主要的因素是什么?如果说我们再说偏差,中国今天产生那么多的问题,我们也只要一个问题,中国改革出现如此大的偏差,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,

  张五常:做的最好的,中国的制度做的好,竞争制度做的好,这是人类的奇迹,做的最好。

  邱震海:按照您现在的说法是,我们是一马平川开满鲜花了,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这么多的问题,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依然有重大的偏差,这个重大的偏差在哪里?

  邱震海:张教授您想说的是想全盘否定我们的改革开放吗?改革开放首先是开放,其次是改革,对外西方世界开放,对内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制度。

  张五常:中国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,抄回来的都不好,因为他们也不好,抄回来更不好。

  邱震海:但是1840年之前中国没有摸索好,1978年之前也没有摸索好,只有1978年之后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中国才慢慢的进步了。

  张五常:因为中国人是聪明的,但是他们不相信自己聪明,总是以为外国人聪明,其实中国人比外国人更聪明。

  邱震海:大家是不是同意张教授的发言,我一半被说服了,一半存疑,我们把现场交给张先生,张先生有请。

  张五常:在1979年,英国撒其尔夫人的办公室出一个题目给我,让我写一篇文章,题目就是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?我当时的回应,我说中国不喜欢听资本主义这个名词,能不能改个题目,他们不肯改,那个没办法了,这个题目后来在中国遇到很多的困难,题目不是那么重要,我1979年的秋天回来国内走一走,现在相隔很多年了,那个时候穷的非常厉害,在广州。但是到了1981年初,我看到中国局限条件有改变,也就是我们经济学说的交易费用分成两部分,台湾经济的转变我写成了一篇文章,我那篇文章很肯定的说,对,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,一定会,当年1981年我把这个文章传给当时的朋友看,大家都骂我,他说张五常发神经,很多朋友,弗里德是其中一个,他说你是开玩笑吧,中国怎么可能走向市场经济。因为太多人反对,我81年就没有发表,但是有一位同事,他说我那篇文章的理论一百分,没有理由不发表的,那我就发表了,现在美国的贝克尔也常常在说,张五常说的很准确。这个问题是科学上的问题,我看到经济条件的转变,我把它分成两部分,两部分的转变清楚,我也说的很清楚,我说只要这个转变继续的话,中国一定会走向市场经济,假如局限在转变,我当然是错的,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错,因为在理论上我是指定这个条件是要转变,这是三十年前的事,但是你叫我今天来看中国复杂很多,当年的中国虽然是穷得那么厉害,但是那个情况反而容易看得清楚,现在太多的复杂性了,外来的影响啊,亚洲种种问题,所以就比较不容易看,所以我现在常常跟朋友说这个问题,我说你回看中国这几十年来,基本上自己想出来的做的好,引进西方的都有问题,因为自己想出来做的,不对的话可以改,而做事情改错改的快,但是你引进西方的,错了自己都不知道,认为说西方也这么做,我也这么做。那我们回看过往的十年,并不是全盘错的,我个人认为,很多人会不同意,我个人认为过去十年做的最好的就是取消农业税,我觉得这点是做的好的,有很多理由为什么它的这样做的是对的,我今天不用解释,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是做错的,第一个做错的就是这个新劳动合同法,这是全盘抄回来的,你不要说看外国人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,这是很大的问题。

  你看看现在东莞就很清楚了,这本来是世界工厂,现在一去不返,因为东莞是把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监管的最严的,是政府给钱给工人告老板的,现在再没有人敢去东莞投资了,种种的问题你去东莞看看。

  现在我要提出个问题,中国有这个县级竞争制度,我在我那本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里面说的很清楚,既然有这个制度存在,为什么不利用呢?你要引进西方的新劳动法,你就试试看嘛,不需要全部推行,比如说找一个县,他们实现新劳动合同法,另外一个不施用这个新劳动合同法。实行劳动法的县,工人都跑到没有实行合同劳动法的那个县去了,为什么不试点一下呢?为什么我写了十几篇文章还要这样做呢?所以这个问题我的建议,你这个一团糟的劳动合同法怎么修改。

  比如说我是甲机构,我写的很清楚,我对工人是这样子的,我们这机构不要根据劳动合同法,我这个机构是对工人最苛刻的,每天规定他做二十个小时,另外一个机构有新劳动合同法,假如另外一个机构工人都跑到我这边的话,那你是无话可说的,你就让工人自己选择吧,没有什么好说的,你让机构自己选择我不要劳动合同法,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劳动合同法,我不需要正确的那些,但是别的工人跑到我那来,那就没得批评的了,所以这个劳动合同法是要拆的。

  第二个做的不对的,也是引进西方的,就是抄凯恩斯的,2008年,十月份,大概十一月份,政府推出四万亿,我当时说,我说假如这些项目早就决定要做的,那你们提前做,这是可以行的。但是一个月之后,我写第二篇文章,我说乱花钱必闯大祸。跟着三个月之后我再写,我说大可刹车了,这个问题以我老人家来看,这个世界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,这种政策是凯恩斯的政策,凯恩斯的花钱政策,就是假设是有无数的失业的人,假如不是那么多人失业,你在这边花钱出去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挤迫的效应,就是把另外地方的工业搬过来政府这边做,就会引起通货膨胀,经济学不是说你学会一点经济理论你就懂的,我是位老人家,我观察世界很多年了,我看到情况不对就说话了,比如说对通胀,对通缩,那我花了几十年,我比一般的人看的快,是应该的,所以我一开口的话,你们就要小心,要注意,因为我不好意思大骂,我是大喊刹车了,你不刹我也没有办法。

  另外就是货币理论方面,我们现在央行做的调整利息,调整储备率,都是抄回来的,我告诉你们,弗里德曼这个人呢,他不是我普通的朋友,是我很熟的朋友,他真是个天才,他对货币理论前无古人,他对数据非常熟,这是大家都是公认的,这几百年才出的一个天才。但是弗里德曼呢,以他对货币的认识这么深,他从1982年就开始出错,错到他2006年去世的时候一直错,错了24年,就是说明一点,货币理论是很难搞的,你看到格林斯潘,弗里德曼说他是最好的,结果也是搞的一团糟才下台。这个货币理论的本身是没有错的,但是什么是货币搞不清楚,人家不行我们又去学,人家都搞不清楚,我们又去学,所以频频出错。

  那欧元怎么样呢?欧元之父是蒙代尔,蒙代尔,我等下讲完这个话就跟他吃中饭了,蒙代尔是我45年的朋友,我都不敢问他有关欧元的事,这些的确都是天才,但是频频地闯祸,为什么要学他们呢?

  那么至于中国呢?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?我等一下再说关于货币的事,我来分几点说中国今后走的路,我首先要谈一谈本人不是很熟悉的,关于这个政改的问题,我知道你们提出政改,我不是反对政改,但是我告诉你们,民主投票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这么完美的事,我认识那些香港的支持民主的人,没有一位是念过有关民主的书的,这是很大问题的。美国的民主曾经有150年的成功,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宪法里面有权利法案在里面,权利法案里面指明了什么可以投票,什么不可以投票,他们有这样子的规定,而你乱投票一定是灾难性的,你看看台湾,所以不要看到别人有都想有,那么要政改可以改,但是你中国人自己改,不要抄别人的好不好。

  研究过民主投票的人,经济学家们有五位都拿了诺贝尔奖,一个是卡尼曼,一个是布坎南,一个是弗里德曼,一个是阿罗,另外一个是贝克尔,这五位,都是我的朋友,虽然两位不在了,私底下没有一个赞成的,在工作场合不太敢讲,贝克尔也是公开大声的反对,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想走西方民主的路线,先去念念书吧,不是那么简单的事,很多书都可以念的,你读那些真的对民主研究的书,他们的想法不是你们一般人的想法的,这是民主的问题,就是有很多人反对的很厉害但是不敢说出来,比如说弗里德曼,在工作场合他是不怎么反对的,跟我聊天的时候是反对的很厉害的,所以民主是很大的问题,所以呢你们要搞政改,中国人自己搞,这是我个人的感受。

  最近这十八大没效果,外间普遍都认为是好的,那么自己再考虑怎么做吧,为什么要抄人家的呢,这个县级竞争制度,也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,这个改革可以说大家一起讨论,你们这么多经验,这么多年了什么做的好什么做的不好,中国人可以自己做判断的,不要听回来那些海归派,他们的经验当然没有你们多,但是我个人认为,像我五年前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,县级经济是好的,这个制度是好的,你们要把细节再修改一下,这几年改了,就把这个县级竞争制度改坏了。

  中国有今天的成就地方干部是很重要的,是地方干部做的好做出来的,至于怎么样再继续修改,这些细节要想清楚,我个人认为,地方干部对国家的贡献,是与他们的收入不对称的,是很不对称的,这方面要好好考虑,我个人认为,我认为这个县就等于是个企业,算是一个商业的机构,应该去考虑人员分配的政策,要从商业机构的那个角度考虑怎么来分配,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地方干部是做的非常好,但是他们的收入常常都是微不足道的,这样子会引起各种的问题,但是对于政改方面,我不是专家,中国人要自己考虑。

  再转向讲扶贫的问题,很多人讲财富不均,贫富悬殊,你想挣钱肯定是这么说的,说容易,说是很容易的,我个人认为有些人,自己是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,国家帮助他,但是有些人自己可以帮助自己的,你只要增加他的机会,增加他求学的机会,增加他求知识的机会,常贫难顾,你给他机会,他自己不争取,那你没有办法不对他放弃的,怎么可能养这么多人呢,你说公司可以帮助他们,怎么能帮到他们,最低工资我请你去,你需要做工作的,但是他没有学过什么,像我父亲那一代,去做学徒,哪里有工资的,有些你还要补饭钱给老板才能学到东西,老板是不给你工资的,他不可以不教你,他完全不传授给你的话,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,所以你能学到东西,自己可以出来开公司,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给他们机会,要协助他们。

  我现在提到这个捐钱的问题,我觉得很多人是愿意捐钱的,但是捐钱有两个困难,我是要捐在某一个项目,但是我要经过其它的机构,那个机构未必是我捐的这个目的,第二个我捐了十块钱,到那些需要钱的手上甚至两块钱都拿不到,我捐十块,有八块钱是要交出去的,那我就愿意捐。假如我捐十块,需要帮助的人只收到两块钱,我就不愿意捐了,政府对私人慈善机构的法令不好,鼓励不够,而且政府应该组织,让民间自己组织一些机构,也能担保它是可以做好的,我要帮穷学生念书,帮他们教育,你假如做的好我给钱给你没有问题,可是我给了钱不晓得到哪去了,我也认为第二个问题,教会,应该多多鼓励教会,因为我的经验,很多教会做的是很好的,现在中国的教会做的不够,对某些宗教的约束是不好的,如果教会是好的,我们想做好的我们可以捐钱,比如这个牧师人人都说他好,他照顾老人,照顾小孩,比如说星期天有免费教小孩子念书,他做的好,那么我们会很乐意捐献给他,因为捐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,我看到街上的乞丐,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,我也给他一百块钱,常常被人家骂,这是扮假的,我说你试试看,你扮一个,我一年见到这些人也给不出两万块,我写文章几页纸就可以赚到这些钱了,所以这个问题我能够把钱交出去,无所谓。我少吃一只鲍鱼,可以帮助这个小孩的疾病,我为什么吃这个鲍鱼呢?而政府是不给要捐钱的人有这种途径,应该组织一些机构,找一些有爱心的人去做,这是最重要的。

  下面关于怎么把知识提高,这些小孩子知识的问题,我需要讲到教育的方面了,几个星期前我发表一篇文章,发表有关文化教育这件事,网上支持率是100%,其中我提到国内的小学,中学,有所谓的政治课,有所谓的思想教育,应该转为文化教育,爱国这回事是不能够勉强的,但是假如你教他们中国的文化,他们会有归属感,他爱不爱没问题。假如一个小孩,以他自己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的文化感到骄傲,这是多好的事,你教他中国的文化,他出来他可以抓到钱的,你现在给他们的政治教育有什么用,浪费时间,你教他们苏东坡的诗有什么不妥,学学王羲之有什么不妥,一个人有文化,应对起来可以谈几句中国的文化,这个是很大的本钱,两个人来找工作,一个人对中国的文化能够说几句,另外一个一点都不懂,那你选哪一个?所以我认为,这一点是很重要的,大致上来讲,中国的中小学办的不是那么差,但是大学很差乱七八糟,这个问题,这些人到外国去念书,起码要六万块钱美金一年,为什么不把国内大学搞好呢?自己大学搞的好的话,学生都不用出去了,很多学校都可以自己收学费的,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到国外念大学呢?在中国念大学一个学生收两万块钱不是那么多钱的,有的念的好的或者是家境比较清贫那就免学费吧。

  三十年前我说过,我说十年以后一定有出一位经济学家比我好的,我到今天我都看不到,中国教的学术我到今天看不到所谓的一家之言,为什么没有一家之言,这点怎么解释,有钱的到外国念书,很多回来,那也是念的不好的回来,读的好了就留在外国不回来了,在外国做教授了干么回来。还有一点,现在这个教育制度,外国人批评我们,说中国的学生没有创建,没有想象力,都是考可以,创造不行,我不同意,我不是中国人吗?你问问美国的经济学家,我张五常有没有创造力,我有一个外甥是我教出来的,是从事生物研究的,研究细胞的,现在是大名家,为什么我们家的人有创意,为什么你们没有创意,我家里的人是我教的,怎么会没有创意呢?外国人先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创意,被批评没有创意这就是教育问题了,一定要改,你怎么想象李白的后人没有创意简直不可想象,苏东坡的后人没有创意,世界上的人创意怎么可能比中国人的创意更好呢?中国的任何唐诗宋词,他们的想象力,西方的诗人是没有这种水平的,中国人不是天生没有创意,是制度把他教坏的,所以我认为,这个教育制度,要大手改革,要不从国外抄回来,那些考试制度,那个高考制度,你逼学生背书干吗,为什么逼老师要发表文章呢,这些都是抄回来的,越改越坏,要尊重一下中国的青年,自己有自己的思想,中国这种大学制不发表文章就升不了级的制度,一定要全盘重新做。

  回想到以前,你说说看那时候蔡元培的北京大学,那时候的教授是不需要谈教授的头衔,发表文章的,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不容易能够办一个好的学校的,你在美国请那些顶级的大师回来,不是那么贵的,因为他们那边现在有困难,你请一位顶级的教授回来,也不过是十万块钱美金一年,他可以教几十个人。那么学校呢,把学校搞成私有化,补贴一点,收点学费,尽量去找办学校应该走的路,你不要逼教授们发表文章,我一生就没有被人家逼出过好文章的,一个人喜欢做研究就做研究,你不喜欢做研究就不要做研究,你喜欢搞思想就搞思想,怎么可以逼得出来呢,我自己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,我当年在美国,从来没有被人家逼过要交一篇文章出来的,不过我那是那一代的能够这样享受的最后一个了,现在也在美国是被逼的了,美国的学术也在走下坡,而现在中国的情况,学校要规定你做什么课题,一团糟,没有钱的话根本不能到外国去,这有什么好处呢,一定要彻底把这个教育制度改好。

  我们转谈医疗的问题,医疗不是一般人说的那么差的,虽然不是太差的,但是有个问题,我在广州一个医院看到,一早就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要拿号码,这些不过是普通病而已,小病感冒而已,为什么要到医院去拿牌子。所以我个人认为,中国要鼓励多一点医生,给多点学生进医科,医学院很难进的,有这么多人口,那要鼓励医生自己出去挂牌,不是重要的病不需要去医院的,比如说化验室啊,就鼓励多一点私人开化验室,这么做的话就能够容许专业分化,现在中国的医疗,在专业分化方面比外面做的多一点的,但是要继续发展的好一点,就是要鼓励多一点人,要医学院多收一点学生,因为很多人想念医科进不去,普通的病不需要天才去医的。但是另一方面,但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是需要专科处理的,这一方面呢,你就要从外国找一些专家来帮忙,我个人的看法,如果你在外国请一个顶级的专家回来,中国人也可以找回来的,找一些顶级的医生回来,他税后的收入你要付出15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,这是很合理的,因为专业,也就是医疗方面的专业,是发神经的事情来的。我自己的儿子,从四岁念到今年四十岁,现在变成专业医生了,非常的专,他只要一看就知道了,那么从四岁念书念到四十岁,你说我们父母都要投资多少钱,他念完以后做医生工作有二三十年的机会,就是有的人这么专业的话,你给他多一点薪水是很应该的,要不然的话人家都不会做这种投资的,但是好像我儿子这样子来看的话,假如你让他做研究,偶尔去看一两个门诊,把他薪水减到剩下三分之一他都愿意做的。所以在医疗方面要有很多的研究员,要有一些很专业的人士去领导,我听说现在深圳建了一个医院,在大兴土木,我跟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人聊聊,他们说一声有问题,外面的医生来国内行医,有拿执照的问题,但是医疗方面要改,因为中国人太多,人太多,普通的病是不需要念几十年书才会医的。所以这方面的改进,因为我对医疗方面不是太熟,我自己的直觉,以中国有这么多人口来说,这么多人有病,这方面做的并不是那么差,批评是容易的,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做的不是太差。

  提一点房地产的问题,房地产泡沫的问题,我很失望,房地产有什么泡沫啊,我看不到,我们经济学家一看就差不多知道的,那些租金,租金跌到房价的2%,这样子的情况是不会出现泡沫的,但是现在的问题,房地产是普通的人,对一般人来说是财富累积的仓库,人家买房子,这是对他将来自己退休的保障,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但是现在都投诉说楼价太高,投诉说没有房子住的这些人,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房子住,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赚到钱,所以我认为,你要协助那些人买房子,要放多一点土地出来,要增加容积率,然后对某些穷人来说,你可以帮助他们,补贴一点低价给他们,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,你去建这些所谓的经济适用房,或者是廉租房,又存在很大的问题,你把所有穷的人放在一起,这是很不对的,你把所有的穷人都放在一个地方是很不对的,香港的经验是灾难性的,很简单的。小孩子上学,人家问他你住哪,同学们一听他住在穷人区就看不起他,穷人区有很多问题,我认为把他们分散一点比较好。

  有关物业税的问题,这也是有问题的,外国收物业税,因为那块地是他的,地是他的,你要增加这块地的一些服务,治安,提供学校,那只好从税里面收,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。中国土地是属于政府的,你要卖出去,你买的时候已经收了一次税了,这包括了某种服务在里面的,那收完了税还要再收就麻烦了,你要收我物业税,这个钱拿去干吗,这个怎么回答,还有一点很困难,物业税是很难处理的,这个房子价钱弄那么高干什么,这在美国常常也在争论的,你为什么说我的房子那么值钱,要从新再估,重新重估,我就是说,如果真的要有物业税,很多琐碎的事情跟着来的,你要解释这个税收做什么事情,而且要不断的重新估价,你说我的房子值一千万,你根据一千万抽我的税,我卖给你政府好了,你给一千万,你政府怎么答,这有很多的麻烦事情的,而在外国呢,是说明我抽这个税是用来建学校的,有个解释,还是整天来争论,中国现在并不是不够税收,你用物业税打压楼市有什么意思呢?房子是人民的财富,你是担心它有泡沫会垮掉,要不然的话个人的财富高有什么不好呢,我手上有间房子,我就有这么多钱,那么我的行为就不一样的,跟我没有房子的表现是不一样的,你要鼓励人们买房子,这没有问题的,但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做法。

  现在讲这个货币政策的问题,我写过很多次,你现在推行这个货币政策,或者是推行这个财政政策,有很大的问题,货币政策不要采取的话就不要采取,财政政策也不应该用,我不是说政府没有责任,我不是说政府应该没有政策,政府是应该有政策的,但是不应该在货币上搞,货币上的调动是很麻烦的。在历史上,现在经济学家一致同意,以前的金本位是好的制度,但是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,金本位就是用金做货币,找不到金子怎么办?第二个问题是只要金价上升,那不是有通胀了吗,金价下跌,又有通缩,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,所以呢?在90年代的时候,我跟进朱熔基的货币政策,我后来想到这个方法,我也曾经写过很多次也说过很多次。我解释了很多次以后,朋友们发现比较难明白的地方,但是明白的人一致都同意我的说法是对的。我现在用另外一个角度再讲一次,你们记得以前,在时期,有金元卷,银元卷,有官金,你们也记得那些货币,那些货币呢,是一张钞票来的,它是说明有金或者是有银,在后面支撑的,但是呢搞得一塌糊涂。我现在建议是这样子,假如你说是金,你要说明值多少金,如果是银你要说明是值多少银子。第二方面,政府是不需要提供金子和银子的,不需要提供的,只是政府担保,这么多钱的人民币可以买多少钱金,或者多少银子。第三个方面你要调教好这个汇率,来维护这个所指定的金价或者是银价。第四,你用一揽子物品,不要说是金子、银子,把三十种东西放进去,有大米在里面,有猪肉在里面,有铁在里面。

  我的意思就是说用一篮子的物品的物价指数,政府不需要提供这些物品,只是物价指数,跟人民币挂钩,挂住,允许人民币的汇率浮动,比如我有一万块钱,你可以买到这些东西,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推到国际上的话,有这么多的困难,我们的人民币是可以用物品保值的应该是受欢迎的,如果有这个情况存在的时候,有这样保障的时候,那么就完全不需要采取货币政策,让汇率自由浮动,你只要守住这个锚,换言之我想出这个办法,其实是根据以前九十年代的货币制度,再加上欧洲西方国家在一百几十年前用的金本位制度,然后再改一改,在这方面我写过十几篇文章,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文章的,大致上只要看的明白的人,一律都同意这样做,把人民币放出去,你换回来是有外汇收入的,再设立一个基金,人家不要人民币的时候你就把它买回来,他要的时候就给他们。现在全世界这么多中国人在外面,哪里需要担心没有人要人民币呢,你可以问问朋友们,几年前到马来西亚,你去买东西你拿美金出来他不要,港币他不要,人民币是他要的,我前一段时间去瑞士买手表,人家很喜欢人民币的,哪里人不喜欢人民币呢?

  也许人民币要发行一些面额比较大的钞票,面额500块一张的,听说已经做了,然后要印几个英文字,现在人民币钞票上面都没有英文字,印几个英文字上去,你不用担心国际上不认可,尽管你是中国人,尽管你在外国做生意,开一间中国餐馆,你们收哪一种钞票,人家给人民币或者日货,自己是中国人会给个这个面子的,会要人民币的,这个问题,放开外汇管制,现在我们中国的央行这么做,去搞人民币离岸中心,香港搞人民币离岸中心,搞这个干什么,中国就是要开放货币管制,把人民币放出去,一分钟就已搞定了,搞这么多东西干什么,我不晓得他们搞离岸中心干什么,有两个事实。

  一个事实就是德国,西德的问题,40年代后期,跟西德那些管外汇的人研究,他们有外汇管制,怎么拆除他们,是不是像我们搞离岸中心呢?很简单的,他今天决定取消明天就取消了,今天管明天就不管了,一点事也没有,马上经济上升,马上上升,所以为什么那么复杂搞人民币离岸中心呢,所以解决货币管制,说解就解吧,很复杂的。

  当年香港财政司郭伯伟,香港政府提出外汇管制,英国让他们这么搞,他们不知道怎么管,干脆不管,结果一点问题没有,说不管一点也不管,一点问题都没有,这个问题中国要解除外汇管制,要解除就解除吧,不需要做那么多动作,但是呢你们要听我说,人民币要先下个锚,以一揽子物品下个锚,无锚的行动是很危险的,有人整你们是很容易的,但是我们有个锚定的锚,别人是没办法的,中国人本身可以炒内幕,你工作这个锚没有办法炒,人民币上了一个稳定的锚,以一揽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下个锚,然后解除外汇管制,那么你就不怕有人干预了,干预不来的,也不需要担心别人不要我们人民币,我知道这个人民币是保值的。另外一个货币是不稳定的,你问问人家要哪一张,当然是要人民币的,所以这些方面是要赶快做的,这个代价就是放弃权利,要放弃调整货币的权利。现在美国他们做不到这个方法,因为他们制度已经固定了,他们没有外汇储备做这种事,而中国是没有问题的,所以你看到他们有这个问题,有很大的问题,因为他们没有选择,而中国还有选择,中国还是可以做的,而中国还是有这个选择,所以要放弃了,调整的利息的权利,你只要守住这个锚就好了,这样的话权利是要大跌的,这些权利转去做其它东西的运作吧。

  跟着我要提的就是所谓金融中心的问题,假如中国放开外汇管制,人民币守住一个很好的锚能保值,让它自由浮动,就可以开放金融,浦东的房子都建好了,全世界最漂亮的商业楼宇都在浦东,做成商业条件,加个条件,外资来到中国,外改银行到中国开业要一视同仁,不要对他们特别处理,要特别容纳差别,这样做的话对本土自己的银行是不利的,因为增加了竞争,你如果竞争不过是没话讲的了,所以中国的银行怕什么呢?当金融开放的时候我的对策,五年之内陆家嘴的,陆家嘴和华尔街是可以抗衡的,这是中国有什么不妥呢,陆家嘴大战华尔街是相当精彩的。那香港怎么办,那你就不要管香港了,香港能做什么?那现在这个问题呢,我觉得这个金融中心,中国成立金融中心是迫在眉睫的问题,能够做起来的话,世界金融中心一个在陆家嘴,一个在伦敦,一个在华尔街,日本是已经被淘汰了,我当然更希望陆家嘴可以斗赢华尔街,但是一定要一视同仁,这些问题就要是上海人做吧,上海人的智慧是很高级的,中国很多干部都是很本事的,现在上海五千块钱的人工青年,这种青年在香港要两万块钱的人工才能请得到,就让他们自己,上海的人自己考虑。

  我讲讲这些到处都在围堵中国的事,政治上的事我不知道,这边有钓鱼岛,那边又是菲律宾,韩国又搞什么,北朝鲜又搞什么,我不认为美国是有敌意的,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搞成国际性的,顶级的金融中心,不管在陆家嘴也好,或者在别的城市也好,这是很重要的国防,可以一举多得,因为有国际性在这里,对中国来说是很安全的保障。

  最后一点,最简单的一点,你们可能觉得比较奇怪,可能不能接受,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进口税,取消它,为什么这么说呢?你说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,有什么保护效果,我不讲出去,我现在看到中国制造的汽车,国产汽车,在质量方面才不成话,外国汽车在中国设厂,生产出的汽车跟外国的不能相比,我觉得对进口税的保护,是保护劣质产品,这点是很重要的。目前美国的价钱只有中国价钱的三分之一,这样保护这些劣质产品干什么,中国迟早会跟国际竞争的,中国的国产汽车和美国的汽车怎么相比,甚至韩国的车都很严,这种保护主义,入口税保护,以前保什么我不知道,现在很明显的是保护劣质产品,那就把它取消掉吧,中国要尽量把质量提高,去竞争,因为我们已经开放三十多年了,看看中国的城市很大的,汽车的质量是最重要的,我不看那些传统的保护政策,但是你保护劣质产品这样的税是应该取消的,谢谢各位。

  邱震海:感谢张教授,我看出来一点矛盾的地方,您一直告诉我们坚持中国的东西不要学西方的东西,西方东西放到中国的土地上是坏的,您的讲演告诉我们西方经验是什么,引进西方一流人才甚至西方的汽车,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太烂。您一直在告诉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原因是制度,整个的演讲当中告诉我们它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来自于制度。

  张五常:我的意思不是这里的,我自己也是受西方的 训练的,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乱抄,不要乱模仿,不可否认的,你无可否认中国这几十年的转变,中国引进的是科技,是帮了很大的忙,这一点我们是很感激的,尤其数码科技都是西方引进的,我没有否定过这一方面,但是在制度上你要抄外国的是不对的,我们不能乱抄外国的,抄回来这些都是不好的,很多都是外国抄回来的,货币制度也是抄回来的,劳动法抄回来的,最低工资也是抄回来的。我们不能盲目的说外国人怎么做,我们也这么做,但是他们的科技,他们的学问,他们的知识,这些是我们要学的,我是非常感激我在西方受的教育,我很感谢那些教我的大师,很少有我这么好的运气,有这么多大师教我。我的经济学是我的老师他教我,他教的好,我说的很清楚,我自己要发展自己的,尤其是生物学,是将来的前途所在,物理将来不是那么开门跑的,数学也不是开门跑的,而且我也觉得中国人可以得做得好,而且今天需要怎么改,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聪明,他在实验室里做细微的解剖,观察实验,因为我们用惯了筷子,所以手指灵活,中国如果做生物学的研究,要靠我们自己发明等到什么时候,医药方面,这些方面做的很好的。

  邱震海:非常感谢,我刚才只是用一个貌似冲突的问题,只是抛砖引玉而已,我这块砖引来是给更大的玉,引来更完善的表述,我们看看中国未来十年到底怎样改革才对,我们之前在凤凰网的全球网友当中做了一个调查,看看网友的调查和大师是否一致,大师怎么点评网友的判断,我们看一下,中国未来十年经济上有什么期待,有打破行政性垄断,民进国退,有土地市场和未来开放,民间金融大有发展,国进民退已至,渐渐会变成直接税,获益利是市场化结构推进,相对比较大的是蓝色这部分占22%,打破目前的传统,除了22%之外,还有一个是18%,这18%是行政审批要大幅削减,创业投资更自由,有40%的网友认为打破垄断限制国进民退,大师演讲当中提到限制权利,40%的观众和朋友认为改革关键要限制政府权利,更多的要推向市场,大师您怎么看?

  张五常:我希望这个权利多下放给地方,前几年地方做的很的好,这几年是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利,但是这几年我感觉我是听回来的,但是你说县级制度还是要继续再改革的,要达到完美的地步是非常好的,以至于市场和政府方面呢,有很多是不明白的,我跟进中国这么多年,我一早就反对弗里德曼,什么都要视察,尤其是政府该做,但是去到某一点,什么时候要放出去给市场,这一点是很重要的,我跟很多地方干部聊过,他们大部分都是明白的,有些地方是政府要策划的,做到某一点就要放出去,他们知道怎么做,这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,就好象是说的宽窄巷子。在成都,这个我认为做的非常好,是政府策划的,政府把地收回来,找专家专家设计,做到某一点的时候就放出去给市场经营了,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实例,还有很多县政府,比如说做的不是那么好,后来也做的很好,苏州工业园做的也很好,西方国家看不到那么好的工业园,你不可能希望说所有政府的项目都会成功的,商场上也不是所有机构都公平的,有一些事情政府来做的话成本会低一点,这是一方面。弗里德曼没有见过我见过的中国,你看广州最清楚,一开始就是把土地卖出去,没有哪个地方政府会生活这么好,所以你看工业园的发展,它是输给长三角的,当然有失败的例子,市场也有失败的例子,有些东西是市场做不到的,我在成都听副市长解释怎么搞宽窄巷子,他说的非常有说服力的,而且这方面是市场做不到的,他做到一个低不就放出去了,这是对的。

  邱震海:非常感谢张老师,今天讨论的主角不是我和大师,是各位和大师,下面开放给下面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,大家有问题可以举手向张教授提出您的问题,每人一个问题,问题尽量简短。

  Q:张先生您好很荣幸听在这里听您演讲,十八大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个讲话,就是说今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,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和没有水分的,请教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,您有什么样的见解?谢谢。

  张五常:他当然应该这么说,但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,我讲一件往事给你们听,1986年12月,我在厦门,一位副市长请我吃饭,只有我们两夫妇,一位副市长,他请我到鼓浪屿,在古老的大房子里面,说是一百年前的豪宅,也蛮破落的,请我在后花园的露台吃午餐,谈了两个小时。这位副市长一点官气都没有,看不出来他是官,很随和,穿衣服也穿的很普通,说的很好,他对外界知道的非常多,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见解,我是很喜欢干部们不同意我的,那我是大教授啊,只要他说他不同意,我就刮目相看,那这个年轻人呢,给我的印象非常好,我告诉你,那位年轻人应该就是习,所以你提这个题目你提到他,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好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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